當前訊息:潘天壽:中國畫不同于西方繪畫的獨特的色彩、明暗、透視
風格,是相比較而存在的?,F(xiàn)在估且將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所表現(xiàn)的技法形式,作一相對的比較,或許可以稍清楚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風格之所在。
東方統(tǒng)系的繪畫,最重視的是概括、明確、全面、變化以及動的神情氣勢諸點。中國繪畫,尤重視以上諸點。中國繪畫不以簡單的“形似”為滿足,而是用高度提煉強化的藝術(shù)手法,表現(xiàn)經(jīng)過畫家處理加工的藝術(shù)的真實。其表現(xiàn)方法上的特點,主要有下列各項:
(一)中國繪畫以墨線為主,表現(xiàn)畫面上的一切形體。
(資料圖片)
以墨線為主的表現(xiàn)方法,是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最基本的風格特點。筆在畫面上所表現(xiàn)的形式,不外乎點、線、面三者。中國繪畫的畫面上雖然三者均相互配合應(yīng)用,然用以表現(xiàn)畫面上的基礎(chǔ)形象,每以墨線為主體。
它的原因:一、為點易于零碎;二、為面易于模糊平板;而用線最能迅速靈活地捉住一切物體的形象,而且用線來劃分物體形象的界線,最為明確和概括。
潘天壽《松蔭觀瀑》
又中國繪畫的用線,與西洋畫是的線不一樣,是充分發(fā)揮毛筆、水墨及宣紙等工具的靈活多變的特殊性能,經(jīng)過高度提煉加工而成。同時,又與中國書法藝術(shù)的用線有關(guān),以書法中高度藝術(shù)性的線應(yīng)用于繪畫上,使中國繪畫中的用線具有千變?nèi)f化的筆墨趣味,形成高度藝術(shù)性的線條美,成為東方繪畫獨特風格的代表。
西方油畫主要以光線明暗來顯示物體的形象,用面來表現(xiàn)形體,這是西方繪畫的一種傳統(tǒng)技法風格,從藝術(shù)成就來說,也是達到很高的水平而至可寶貴的。線條和明暗是東西繪畫各自的風格和優(yōu)點,故在互相吸收學(xué)習(xí)時就更需慎重研究。倘若將西方繪畫的明暗技法照搬運用到中國繪畫上,勢必會掩蓋中國繪畫特有的線條美,就會失去靈活明確概括的傳統(tǒng)風格,而變?yōu)槲鞣降娘L格。倘若采取線條與明暗兼而用之的用法,則會變成中西折中的形式,就會減弱民族風格獨特性與鮮明性。這是一件可以進一步研究的事。
潘天壽《長松山房圖》
(二)盡量利用空白,使全畫面的主體主點突出。
人的眼耳等器官和大腦的機能,是和照相機、錄音機不同的。后者可以同時把各種形象聲音不分主次、不加取舍地統(tǒng)統(tǒng)記錄下來,而人的眼睛、耳朵和大腦卻會因為注意力的關(guān)系,對視野中的物體和周圍的聲音加以選擇接受。人的眼睛無法同時看清位置不同的幾件東西,人的耳朵也難以同時聽清周圍幾個人的講話,這是因為大腦的注意力有限之故。
比如,當人的眼睛注意看某甲時,就不注意在某甲旁邊的某乙、某丙,以及某甲周圍的環(huán)境等等;注意看某甲的臉時,就不會注意看某甲的四肢軀體。人的眼睛在注意觀看時,光線較暗的部分也可以看的清清楚楚,不注意觀看時,光線明亮的部分也會覺得模模糊糊。
故人的眼睛,有時可以明察秋毫,不時可以不見輿薪。這全由人腦的注意力所決定。俗話說:“心不在焉,視而不見”,就是對人類這種生理現(xiàn)象的極好概括。
注意力所在的物體,一定要看清楚,注意力以外的物體,可以“視而不見”,這是人們在觀看事物時的基本要求和習(xí)慣。
中國畫家作畫,就是根據(jù)人們的這種觀看習(xí)慣來處理畫面的。畫中的主體要力求清楚、明確、突出;次要的東西連同背景可以盡量減略舍棄,直至代之以大片的空白。這種大刀闊斧的取舍方法,使得中國繪畫在表現(xiàn)上有最大的靈活性,也使畫家在作畫過程中可以發(fā)揮最大的主動性,同時又可以使所要表現(xiàn)的主體點得到最突出、最集中、最明豁的效果。使人看了清清楚楚、印象深刻。倘若想面面顧及,則反而會掩蓋或減弱了主體,求全而反不全。
比如畫梅花,“觸目橫斜千萬朵,賞心只有兩三枝”,那就只畫兩三枝,梅花是梅花,空白是空白,既不要背景,也可不要顏色,更不要明暗光線,然而兩三枝水墨畫的梅花明豁概括地顯現(xiàn)在畫面上,清清楚楚地印入觀者的眼睛和腦中,能夠畫出這兩三枝梅花是賞心的,這樣也就盡到畫家的責任了。
又例如黃賓虹先生晚年的山水,往往千山皆黑,乍一看,竟是黑到滿幅一片。然而滿片黑中往往畫些房子和人物,所畫的房子和房子四周卻都是很明亮的。房子里又常畫有小人物,總是更明亮。人在重山密林中行走,人的四周總是留出空白,使人的輪廓很分明,故人和房子都能很空靈的突出。這就是利用空白使主題點突出的辦法。黃先生并曾題他的黑墨山水說:“一炬之光,通體皆靈”,這通體皆靈的靈字,實是中國繪畫中直指頓悟的要訣。
▲潘天壽 一聲四喜
(三)中國畫獨特的符合觀眾欣賞習(xí)慣的色彩處理。
中國畫的設(shè)色,在初學(xué)畫時,當然從隨類賦彩入手。然過了這個階段以后,就需熟習(xí)顏色搭配的方法。
《周禮.考工記》說:“設(shè)色之工:畫繢鍾筐慌。畫繢之事,什五色……青與白相次也,赤與黑相次也、玄與黃相次也?!边@種配色的方法,是從明快對比而來。民間世藝人配色的口訣,也從以上的原則與所得經(jīng)驗相結(jié)合而產(chǎn)生,如說“紅配綠,花簇簇”,“青間紫,不如死”,“粉寵黃,勝增光”,“白比黑,分明極”。等等。
▲潘天壽 訪荷浪踏翻
這種強烈明快的對比色彩,像漢代重色的壁畫,就是如此用的。印度古代重色佛像,也是這樣用法,可說不約而同。又中印兩國,在古代的繪畫中,除用普通的五彩之外,還很喜歡用輝煌閃爍的金、銀色。這可以說是五彩吸引人的偉力,也可說是符合人民喜歡光明愉快的色彩特性。
故中國畫家對于顏色的應(yīng)用,根據(jù)上項的要求,只須配合得宜,不必呆守著對象實際的色彩。吳缶廬先生喜用西洋紅畫牡丹,齊白石先生喜用西洋紅畫菊花,往往都配以黑色的葉子。牡丹與菊花原多紅色,但卻與西洋紅的紅色不全相同,而花葉是綠色的,全與黑色無關(guān)。但因紅色與墨色相配,是一種有力的對比,并且最有古厚的意趣,故葉子就配以墨色了,只要不損失菊花與牡丹的神形俱到就可。
▲潘天壽 雁蕩山花圖軸 122cm × 121cm1963年作
這就是吳缶廬先生常說的:“作畫不可太著意于色相間”,是為東方繪畫設(shè)色的原理。此也即陳簡齋“墨梅詩”所說的:“意足不求顏色似,前身相馬九方皋”的意旨。故此中國的繪畫,到了唐宋以后,水墨畫大盛,中國畫的色彩趨向更其簡煉的對比——黑白對比,即以墨色為主色。
我國繪畫向來是畫于白色的絹、紙、壁面等等之上,古代就是如此??追蜃诱f:“繪事后素”,可為明證。白是最明的顏色,黑是最暗的顏色,黑白相配,是顏色中一種最強烈的對比。故以白絹、白紙、白壁面,用黑色水墨去畫,最為明快,最為確實,比用其他顏色在白底上作畫,更勝一層。
▲潘天壽 映日荷花 1963年
又因水與墨能在宣紙上形成極其豐富的枯濕濃淡之變,既極其豐富復(fù)雜,又極其單純概括,從藝術(shù)性上來講,更有自然界的真實色彩所不及處。故說畫家以水墨為上。中國繪畫的用色常力求以單純概括而勝復(fù)雜多彩,與西方繪畫用色力求復(fù)雜調(diào)和、豐富、細微、講究真實性,有所不同,這也是形成東西繪畫風格不同的很重要的一點。
▲潘天壽 荷花 1962年
(四)中國畫獨特的符合觀眾欣賞習(xí)慣的明暗處理。
人們在看一件感興趣的東西時,總力求看的清楚、仔細、全面。當視力不及時,就走近些看,或以望遠鏡放大鏡作輔助;如感光線不足,就啟窗開燈或?qū)|西移到明亮處,以達到看清楚的目的。
▲潘天壽 雨荷 1962年
臺上演戲,因為觀眾總想看的越清楚越好。所以不論所演的劇情是在白天還是在晚上,都必須把滿臺燈光開得雪亮,讓不同座位的觀眾都看清楚,才能滿足全場觀眾的要求。
倘說演《三叉口》,將全場的電燈打暗來演,演活捉張三,僅點一支小燭燈來演,那觀眾還看什么戲。老戲劇家蓋叫天說:“演武松打虎,當武松捉住了白額虎而要打下拳頭時,照理應(yīng)全神注視老虎;然而在舞臺上表演時卻不能這樣,而要抬起頭,面向觀眾,使觀眾看清武松將要打下拳頭去時的顏面神氣。否則,眼看老虎,臺下的觀眾,都看武松的頭頂了。臺上的老虎,不是活的,不會咬人或逃走的。”這末一句詼諧的語句,真是說出了舞臺藝術(shù)上的真諦。
▲潘天壽 朝日艷芙渠圖 1964年
事實是事實,演戲是演戲,不可能也不必完全一樣。這是藝術(shù)的真實而非科學(xué)的真實。中國畫家,畫幅湘君、畫個西子,為觀眾要求看得清清楚楚起見,全身上無處不亮,也可以說是極其合理的。
畫《春夜宴桃李園圖》,所畫的人物與庭園花木的盛春景象,清楚如同白天,僅畫一枝高燒的紅燭,表示是在夜里,也同樣可以說是極其合理的。是合于觀眾的欣賞要求的。
▲潘天壽?映日
然而,中國繪畫是否完全明暗呢?不是的,比如,中國傳統(tǒng)畫論中,早有石分三面的定論,三面是指陰陽面與側(cè)面而說,陰陽就是明暗。不過明暗的相差程度不多,而所用的明暗,不是由光源來支配,而是由作家根據(jù)畫面的需要和作畫的經(jīng)驗來自由支配的。
例如畫一支主體的樹,就畫得濃些,畫一枝客體的樹,就點得淡些;主部的葉子,就點得濃些,客部的葉子,就點得淡些。因為主體主部是注意的部分,故濃;客體客部是較不注意的部分,故淡。這就是使主體突出的道理。又如,前面的一塊山石畫得濃些,后面的一塊山石,就畫得淡些,再后面的山石,又可畫得濃些,這是為使前后層次分明,使全幅畫上的色與墨的表現(xiàn)不平板而有變化了罷了。
故中國繪畫在是明暗觀念與西方繪畫中的明暗觀念是不一樣的。西方繪畫,根據(jù)自然光線來處理明暗,畫月夜象月夜,畫陽光象陽光,這對于寫實的要求來說,是有它的特長的,也由此而形成西方繪畫的風格。然中國繪畫對于明暗的處理法,不受自然光線束縛,也有其獨特的優(yōu)點,既符合中國人的欣賞習(xí)慣,又與中國繪畫用線用色等等方面的特點相協(xié)調(diào),組成中國繪畫明豁概括的獨特風格,合乎藝術(shù)形式風格必須多樣化的原則。
(五)中國畫獨特的符合觀眾欣賞習(xí)慣的透視方法。
對于從事繪畫的人來說,透視學(xué)是不可不知道的。但是全部的透視學(xué),是建立在假定觀者眼睛不動的基礎(chǔ)上的。雖然人也有站著或坐著一動不動看東西的情況,但是在大多數(shù)的場合,人是活動的,是邊行邊看東西的。
人們在花園里看花、在動物園里看動物,總是一會兒看這邊,一會兒看那邊,一會兒俯視,一會兒仰視,一會兒又環(huán)繞著看,眼睛隨意轉(zhuǎn)、身體隨意動、雙腳隨意走,無所不可看。初來杭州游西湖的人,總想把西湖風景全看遍才滿足。既想環(huán)繞西湖看一圈,又想爬上保叔山俯視西湖全景,還想坐船在西湖游覽一番……
這說明人們看東西,往往不能以一個固定的視點為滿足。這樣,焦點透視就不夠用了。爬上五云山或玉皇山的人,由高處俯視和遠望,既可看到這邊明如滿月的整個西湖,又可看到那邊飛帆沙島、煙波無際、曲曲折折從天外飛來的錢江,是何等全面的景象,有何等不盡的氣勢。
潘天壽??靈巖澗一角? 116.7×119.7cm??紙本設(shè)色
然而用西畫的方法卻無法把這種景象畫下來,在一張畫里畫了這邊就畫不了那邊。而中國繪畫則可以按照觀眾的欣賞要求來處理畫面,打破焦點透視的限制,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來完成。
例如《長江萬里圖》、《清明上河圖》,就好像畫家生了兩個翅翼沿著長江及汴州河頭緩緩飛行,用一面看一面畫的方法,將幾十里以及幾百里山河畫到一張畫面上。也有用坐“升降機”的方法,將突起的奇峰,一上千丈,裁取到直長的畫幅上去。如果高峰之后要再加平遠風景,則可以再結(jié)合帶翅翼平飛的方法。如果要畫觀者四周的景物,則可以用電影搖鏡頭的方法,等等。
潘天壽?秋意
如果要畫故事性的題材,可用鳥瞰法,從門外畫到門里,從大廳畫到后院,一望在目、層次整齊。而里面的人物,如仍用鳥瞰透視畫法,則縮短變形而很難看,故仍用平透視來畫,不妨礙人物形象動作的表達,使人看了還很滿意而舒服。
如果是時間連續(xù)的故事性題材,如《韓熙載夜宴圖》、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無款《洛神賦圖》,則將許多時間連續(xù)的情節(jié)巧妙地安排在一幅畫面上,主體人物多次出現(xiàn)。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上處理構(gòu)圖透視的多種多樣的方法,充分說明了我們祖先的高度智慧,這種透視與構(gòu)圖處理上獨特的靈活性和全面性,是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上高度藝術(shù)性的風格特征之一。
接天蓮葉圖
(六)盡量追求動的精神氣勢。
中國繪畫,不論人物、山水、花鳥等等,特別注重于表現(xiàn)對象的神情氣韻。故中國繪畫在畫面的構(gòu)圖安排上、形象動態(tài)上、線條的組織運用上、用墨用色的配置變化上等等方面,均極注意氣的承接連貫,勢的動向轉(zhuǎn)折,氣要盛、勢要旺,力求在畫面上造成蓬勃靈動的生機和節(jié)奏意味,以達到中國繪畫特有的生動性。
中國繪畫是以墨線為基礎(chǔ)的,基底墨線的回旋曲折、縱橫交錯、順逆頓挫,馳騁飛舞等等,對形成對象形體的氣勢作用極大。例如漢代石刻中的飛仙在空中飛舞,不依靠云,也不依靠翅翼,而全靠墨線所表現(xiàn)的衣帶飛舞的風動感,與人的體態(tài)姿勢,來表達飛的意態(tài)。
又如《八十七神仙卷》,全以人物的衣袖飄帶、衣紋皺摺、旌旗流蘇等等的墨線,交錯回旋達成一種和諧的意趣與行走的動勢,而有微風拂面的姿致,以至使人感到各種樂器都在發(fā)出一種和諧的音樂,在空中悠揚一般。
又例如畫花鳥,枝干的欹斜交錯、花葉的迎風搖曳、鳥的飛鳴跳動相呼相斗等等,無處不以線來表現(xiàn)它的動態(tài)。就以山水來說,樹的高低欹斜的排列,水的縱橫曲折的流走,山的來龍去脈的配置,以及山石皴法用筆的傾側(cè)方向等等,也無處不表達線條上動的節(jié)奏。
因為中國畫重視動的氣趣,故不愿呆對著對象慢慢描摹,而全靠抓住剎那間的感覺、靠視覺記憶強記而表達出來的。因此中國畫家必須極細致地體察人人物物形形色色的種種動態(tài),以得山川人物的神情與意趣。
微風燕子圖
(七)題款和鈐印更使畫面豐富而有變化,為中國繪畫特有的形式美。
繪畫是用色彩或單色在紙、絹、布等平面上造型的一種藝術(shù),不象綜合性的戲劇那樣,能曲折細致地表達內(nèi)在的思想與情節(jié)。繪畫的這種局限性,往往需要用文字來作補充說明。世界上的繪畫大多有畫題,這畫題亦就是一幅畫最簡略的說明。
禿頭僧圖
1922 年 紙本、設(shè)色
潘天壽紀念館藏
此外往往還有署名及創(chuàng)作年月。然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不同之點,是西方繪畫的畫題,往往題寫在畫幅之外,而中國繪畫,則往往題寫在畫幅之內(nèi)。不僅在畫幅中寫上畫題,還逐漸發(fā)展到題詩詞、文跋以擴大畫面的種種說明。
同時為便于查考,都題上作者名字和作畫年月。印章也從名印發(fā)展到閑章。中國繪畫的題款,不僅能起點題及說明的作用,而且能起到豐富畫面的意趣,加深畫的意境,啟發(fā)觀眾的想象,增加畫中的文學(xué)和歷史的趣味等等作用。
潘天壽《晴霞圖》 ?20世紀60年代
中國的詩文、書法、印章都有極高的藝術(shù)成就,中國繪畫融詩書畫印于一爐,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繪畫的藝術(shù)性,與中國的傳統(tǒng)戲劇有音樂舞蹈一樣,成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(shù)。
另一方面,題款和印章在畫面布局上發(fā)揮著極大的作用。
在唐宋以后,如倪云林、殘道者、石濤和尚、吳昌碩等畫家往往用長篇款,多處款,或正楷、或大草、或漢隸、或古篆,隨筆成致。或長行直下,使畫面上增長氣機;或攔住畫幅的邊緣,使布局緊湊;或補充空虛,使畫面平衡;或彌補散漫,增加交叉疏密的變化等等。故往往能在不甚妥當?shù)牟季稚?,一?jīng)題款,使布局發(fā)生無限巧妙的意味,成一幅精彩之作品。
潘天壽《小龍湫一截圖》 ?1960年
又中國印章的朱紅色,沉著,鮮明,熱鬧而有刺激力,在畫面題款下用一方或兩方名號章,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。起首章、壓角章也與名號章一樣,可以起到使畫面上色彩變化呼應(yīng)、破除平板,以及穩(wěn)正平衡等等效用。都能使畫面更豐富,更具有獨特的形式美,從而形成中國繪畫民族風格中的又一特點。
以上種種,我認為是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民族風格的主要特點所在。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悠久文化傳統(tǒng)滋養(yǎng)培育的結(jié)果,是中國繪畫光輝燦爛的特有成就,丟掉了這些傳統(tǒng)特點,也就談不上中國繪畫的民族形式和風格多樣化的原則了。民族文化的發(fā)展,亦是國家民族獨立尊嚴繁榮昌盛的一種象征。我們必須很好繼承和發(fā)展我們民族的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。